司馬遷(前145-前86),字子長,司馬談之子,漢代皮氏龍門(今河津市陽村街道西辛封村)人,西漢偉大的史學家、文學家和思想家。
司馬遷出身史志世家,幼年在家鄉龍門一邊耕种放牧,一邊讀書。10歲誦習古文,20歲開始漫遊,飽覽名山大川,足跡遍及全國,到處考察風俗,採集傳說。後任郎中官,隨武帝巡行各地,曾奉命出使今四川、貴州、雲南等地區。元豐元年(前110),漢武帝舉行自劉漢王朝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封禪典禮,而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作為太史令卻因病滯留周南(今屬河南),不能參與其事,深感失望,病情加重。此時,司馬遷出使歸來看望父親,司馬談在彌留之際,握著司馬遷的手,哭泣著囑咐他一定要繼承父志,光大祖業,寫出一部完整的史書。司馬遷也流著眼淚表示,一定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。
元豐三年(前108),司馬遷繼父職,任太史令,博覽皇家圖書典籍,歷時五年。太初元年(前104),他與唐都、落下閎等共訂《太初曆》,對曆法進行改革。之後,便開始編寫《史記》。由於司馬遷秉筆直書,「作《景帝本紀》,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」,惹得「帝怒,削而去之」。他崇黃老而薄五經,深為武帝怨恨。武帝天漢三年(前98),司馬遷因給李陵辯解獲罪下獄,翌年被處宮刑。武帝太始元年(前96)被赦出獄,任中書令,負責掌管文書,起草詔書。遭受宮刑,對司馬遷是一種奇恥大辱,不但是對他肉體的摧殘,也是對他的精神和人格的致命打擊,為此他曾痛不欲生。但他能退而深思,認為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離騷》《國語》等皆為聖賢發憤之作,況且「人固有一死,或重於泰山,或輕於鴻毛,用之所趨也」。為了死得重於泰山,他摒棄了輕生念頭,把編著《史記》當成終生奮鬥的歷史使命。從此他發憤著書,以畢生精力完成了歷史巨著《史記》。
《史記》原名《太史公書》,唐代始稱《史記》。《史記》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,是一部「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」的偉大著作。司馬遷及其《史記》的巨大貢獻在於:
第一,《史記》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,開創了中國紀傳體史學及傳記文學體例,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。
第二,司馬遷弘揚秉筆直書的史學傳統,忠於歷史史實,既不溢美,也不苛求,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,實事求是地撰寫歷史,為後世樹立了光輝榜樣。
第三,司馬遷以深厚的文學修養和高妙的藝術手段,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。《史記》文字生動,筆力洗鍊,形象鮮明,愛憎分明,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。
魯迅先生評價《史記》是「史家之絕唱,無韻之離騷」,司馬遷被譽為「史聖」。1957年,司馬遷被聯合國命名為「世界歷史之父」。他的偉大人格、浩然正氣、勤奮精神和高風亮節,享譽古今中外。他為中華民族文化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,對中華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,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文化名人。
對於司馬遷的研究,不僅要弘揚他的偉大貢獻,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成功背後的辛酸與磨難,研究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撓的思想境界及人格魅力,研究他發憤著書的敬業精神及其著作的深邃內涵,傳承和弘揚司馬遷文化,並從中得到啟示與借鑑。向司馬遷學什麼?
一是學習他不懼權貴,直言敢諫,秉筆直書的浩然正氣;
二是學習他為實現遠大理想抱負甘受凌辱,在個人名節與歷史重任之間捨生取義的偉大人格;
三是學習他含辛茹苦,發憤著書,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;
四是學習他以身作則,公正無私、淡泊名利的道德典範。